《广州日报》足球进校园 能否打破“体教分离”

广州日报记者张强报道
 
百余名足球从业者正在沈阳的看守所或局子里“喝茶”，国家队在亚洲杯小组赛即遭淘汰，国际排名一度低至108位……毫无疑问，眼下的中国足球正处低谷。

　　即便如此，中国民众对足球执著的热爱并没有因为一系列的负面事件而消散。2月10日~2月17日，来自全国10个城市的12支U16（16岁以下）中学生球队齐聚广州番禺木生缘足球广场，角逐“‘健邦杯’2011全国中学生（U16）足球赛”冠军。专业、准专业的足球人口太少，是制约中国足球发展的主要瓶颈之一，这场赛事的意义，恰如给中国足球的嫩芽施肥。

　　稚嫩的孩子在场上飞奔，老师、家长在场边看得入迷，却也心绪复杂。把孩子送上踢球的路，就像一场赌博——在学业与足球之间，大人和小孩们犹豫着、彷徨着。

　　宏观层面，这场赛事是中国“足球进校园”运动的阶段性阅兵，足球运动正在成为体育与教育关系重组的一块试金石。这场由高层发起的足球改革的成败，也许将极大地改变中国体育和中国教育的面貌。

　　虽然在前一天的比赛中收获了一粒进球和一次助攻，帮助广州五中队5比0大胜对手，15岁的杨子艺在记者面前却显得很淡定，因为他来自足球名校广州五中。

　　家长和校长

　　足球不应是孩子的全部

　　杨子艺的父亲杨志伟站在球场边建筑的二楼窗户边，居高临下看着场上的比赛。“看孩子踢球，纯洁、快乐。”他认为。杨志伟家住海珠区，他的青年时代恰逢中国足球和广州足球最红火的时期，可他此前“对足球毫无兴趣。”

　　但杨子艺从小好动，在上小学二年级下学期时，他常到位于燕子岗的一个足球训练班看别的孩子踢球。个子虽小，他却有劲、灵活，教练认为他是一块踢球的料。

　　孩子踢球的天赋日益凸显，杨志伟把他转到了足球名校后乐园街小学，小升初时又进了广州五中。转眼已到初三，一路走来，杨子艺的文化课学习难免受到了影响。

　　15岁的年龄，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不少欧美球星在这个年龄段已经在豪门俱乐部崭露头角了。杨志伟有些苦恼：“我不是足球圈里的人，不知道怎么联系专业球队。”他能做的，就是守株待兔，等着伯乐某一天光顾自己的儿子。正因为如此，父子俩对这次“健邦杯”尤为看重，孩子还在学校上学，非常需要这样的平台。平日里，杨子艺还时常参加“中秋杯”等社会上的成人比赛。

　　在广州五中，像杨子艺这样的足球特长生共有120多人，从初一到高三，每个年级20人左右。这是一座有着光辉战绩的足球名校，曾屡获全国冠军，出产过多名职业球星。但作为教育工作者，校长骆志伟更愿意把五中的校园足球作为教育的一部分，而非制造职业球员的摇篮。

　　他向记者介绍：“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广州五中的足球特长生出路都很好，去年，光华南理工大学就考上了6名，其余则考上广东工业大学和广州大学等设有足球队的大学。进入大学后，他们将一边学习一边踢球，毕业后跟其他同学一样走上工作岗位。足球对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而言，日后将是一种娱乐和交际手段。”

　　今年伊始，五中足球队又传来好消息，高三学生童伟在北京大学足球特长生考试中，勇夺专业成绩第一名。他只要在高考中上二本线，今秋就能上北大。骆志伟的想法很现实：要让家长愿意送孩子踢球，就得解决孩子们的出路问题。如果把年幼的孩子早早地带出校园、送进专业队，他们的学业必定会被荒废，万一日后吃不上足球这碗饭，就一事无成了。

　　根据现有的体制，这些孩子中的佼佼者，初二时就会被省队市队抽走集训。骆志伟内心深处并不赞成这套规定，他认为这不合足球和教育的规律，不利于孩子的正常成长。“我认为，现代人的一生要想过得幸福，需要具备三方面的条件，一是把书读好，二是有娱乐和精神寄托，三是家庭生活要幸福。足球并不是生活的全部。”

　　日本队启示

　　把书读好利于把球踢好

　　可以预见的是，未来几年，广州五中在全国范围内的竞争对手会越来越多，像杨子艺这样的校园球员会越来越多，各方面面临的困惑和新问题也会越来越多。因为，中国正在掀起一场“足球进校园”运动——这也是“健邦杯”的背景。

　　这场运动的发端，是2009年由国家体育总局和教育部推出的“校园足球”活动，提出要构建一个覆盖全国44座城市、2200多所重点中小学校的校园足球网络。发起这场运动的深层次原因，是中国足球屡屡给老百姓“添堵”的现实，以及中国踢球人数极少的现状。中国足协青少部原主任、全国校园足球办公室原副主任冯剑明向记者透露，中央高层已发现了这个问题。

　　在某次会上，一位中央高层感慨道：“中国有2亿多青少年，注册的足球青少年却只有4万多；日本的总人口才1亿多，注册的足球青少年却多达40多万。我们的人口是日本的10倍，日本踢球的青少年却是我们的10倍，中国的足球水平怎么可能高？”

　　在业内，有相当部分管理者把中国足球水平的低下归因于青少年足球发展的近乎空白，用冯剑明的话说：“根深才能叶茂。”10多年前中国足球还有机会跟日韩叫板；眼下却完全不在同一档次上。

　　日本男足国奥队在去年的广州亚运会上夺得冠军，作为中国校园足球事业的“老人”，中国中学生体育协会足球分会秘书长李连江对此感触颇深。那支日本队主要由大学生组成，可他们却击败了中国队这批从小就基本放弃学业、一心踢球的专业球员。教育与体育之间，似乎存在一种微妙的关系。

　　作为高考成绩不俗的足球名校的校长，骆志伟对这一现象早有认识：“我们发现，读书太少的孩子，踢球缺乏智慧，把书读好有利于把球踢好。”

　　校园球员

　　仅有7%会成职业球员

　　除了中国中学生体育协会足球分会秘书长这一职务，李连江的另一身份是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三高足球俱乐部的掌门人。之所以叫“三高”俱乐部，是因为校方希望球队队员能够做到“道德品质高、文化素质高、运动水平高”。在人大附中60周年校庆时，主席台上出现了一幅颇为有趣的场景：15名三高俱乐部的老队员一字排开，其中5人是博士、硕士，5人是北京国安足球俱乐部的队员，另5人则是国脚。

　　李连江自豪地对记者说：“之所以这么安排，就是要告诉台下的小队员，人生的路很宽广，要把球踢好？榜样在台上。要把书读好？榜样也在台上。要走哪条路，自己选。” 他向记者透露，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学生会主席周博士就曾是三高俱乐部的队员，他曾入选过国家青年队；但他本人对学问更感兴趣，最终选择了读书。

　　“一将功成万骨枯”，李连江用这句话来形容职业体育的残酷性。尽管职业球员辈出，但三高足球俱乐部的球员成才率也不到7%，绝大部分队员日后都从事了跟足球无关的其他工作。“自成立以来，30多人进了各级国家队，30多人进了职业俱乐部，其余人走上其他工作岗位。”李连江透露说。

　　贵阳人胡正森目前正陪儿子胡钦昱参加“健邦杯”足球赛，15岁的胡钦昱是三高足球俱乐部的队员，胡正森对他的前途似乎毫不担心，因为除了球踢得好，儿子的学习成绩也非常好，小学时还曾获得全国奥数二等奖。

　　在进入三高俱乐部前，包括山东、上海和成都在内的多支职业足球俱乐部对胡钦昱抛出了橄榄枝，但胡正森最终没有让孩子走上那条传统的职业球员成长通道。

　　虽然已经入选了国家少年队，但胡正森觉得孩子还是应该用功把书读好，因为哪怕日后成了职业球员，30多岁退役后也还是得面临“二次就业”的问题。他不希望“世界冠军当搓澡工”的悲剧有朝一日降临到自己孩子的身上。

　　“体教部”设想

　　学校俱乐部应“一条龙”

　　另一方面，除了在民间普及足球，“足球进校园”运动到底能否为中国的职业足球和各级国家队输送出自普通校园（而非专业体校）的足球人才？如果不能，这场运动就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国字号球队成绩羸弱的尴尬局面。

　　就此，李连江指出：“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校园足球应该‘一条龙’地贯穿孩子的成长全程。在各个年龄段，学校与专业俱乐部都应该形成交叉，形成足球人才选拔、接纳机制。”但到目前为止，中国职业足球界从普通中学和大学选取的足球人才少之又少。

　　骆志伟说球踢得最好的孩子，初中二年级就被各级专业队抽离了校园，文化课教育的缺失似乎难以避免。“体校-市队-省队-国家队”，这套层层递进的体制是中国体育选拔人才的惯用套路。

　　冯剑明忧心忡忡地指出：“不仅是足球，篮球、排球、田径，中国体育的后备力量已全面落后——这是业内的共识。”他认为，在现行条件下，让孩子很难做到学习、训练两不误，家长不敢轻易把孩子送上职业体育道路。

　　在番禺区足球协会执行会长、番禺区委宣传部原部长李达培看来，这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是中国体教分离的尴尬现状。“体育部门成天想着能不能在孩子当中培养出一两个世界冠军，教育部门则埋头抓考试成绩，两个部门的追求完全不一样。在这种情况下，学习和校园体育就成了一对矛盾。”

　　他提出了一个重磅建议：合并基层的体育局和教育局，通过“大部制”改造化解体制困局。“这完全不存在障碍，因为基层体育部门抓的，主要就是青少年体育，与基层教育部门的管理对象是一致的；而且，体育本身就是教育的一部分。”

　　民间的努力

　　校园足球出路在哪里？

　　在目前体制尚未理顺的情况下，一批民间热心人士正试图通过个人的努力，为校园足球找出路。

　　记者了解到，这场“足球进校园”运动的经费非常有限，体育总局和教育部的拨款只有4000多万元，平均到每一所学校只有区区2万元左右。若只依靠这笔经费，本届赛事注定难产。

　　本届赛事得以成行，得益于英国华人社团联合总会荣誉会长林健邦的资助，番禺明珠足球俱乐部则为赛事提供了比赛场地。英超伯明翰足球俱乐部副主席余怀英和明珠俱乐部董事长邓国华都是香港人，作为对朋友的支持，余怀英出现在了“健邦杯”的赛场边。

　　凭借余怀英在英国足球界宽广的人脉，“健邦杯”的“最佳11人”将在赛后被送到英超维冈俱乐部和富勒姆俱乐部接受专业训练。这一难得的“走出去”的机遇，让孩子们在场上踢得格外卖力。

　　青少年足球，目前几乎已经成了邓国华生活的全部。1989年，他和友人合资花2亿美元的价钱收购了瑞士依波路钟表厂，为了推广这一品牌，他们在香港建了一支球队——依波路队，凭借足球的影响力，仅2年这一品牌的年销售额就从4亿港币猛增到了14亿港币。

　　但自从3年前自掏腰包在番禺创建明珠俱乐部，他的足球事业就跟“烧钱”等同了起来。3年间投入了1500多万元，他的钱都是怎么“烧”掉的呢？

　　在“健邦杯”的场边，有一群兴高采烈的孩子，他们每月交给明珠俱乐部的学费只有100元。“其实这学费只是象征性的，如果一分钱都不收，我怕孩子们不珍惜。我们算过，如果要不赔本，每名孩子的月学费起码要在350元以上，但这样的价格可能会让好苗子被埋没。”明珠俱乐部董事总经理陈伟告诉记者。

　　中国的“梅西”在哪里？邓国华还在苦苦寻找。